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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理論] 建國后曾經兩次試圖“取消貨幣”的歷史事實 [推廣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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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chuzu 發表于 2019-5-12 16:24:44 |只看作者 |倒序
第7章 我國基本金融理論的改革與發展(1)

圖書: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與發展作者:胡海鷗  更新時間:2015-03-09 12:13:48 字數:5379


  新中國建立最初的十幾年間,在計劃經濟思想的制約下,追隨蘇聯的模式,形成并發展了與市場經濟相悖的金融理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的經濟和金融體制走上了完全計劃化的軌道,它在一段時間內高度集中社會資源,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后,就逐步顯現出其僵化、呆板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弊端。追溯我國計劃金融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對該理論的改革和揚棄,對于認清改革的方向,促進改革的深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章主要討論一些可以進行改革開放前后比較的理論,而將在改革開放后興起的理論放到各有關章節中去分析探討。

  (第一節)關于貨幣理論的探討

  在我國的金融理論中,影響最大、最能決定和制約理論發展方向的大概莫過于貨幣的本質理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貨幣流通規律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我們走過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一、人民幣代表什么

  人民幣是什么?這一問題,涉及它究竟是貨幣還是勞動券,以及人民幣是貨幣的話,它究竟是紙幣還是信用貨幣的問題。

  這個爭論始于1959年前后,代表性意見有兩種。一種意見從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出發,認為在計劃價格體制下,人民幣并不具備價值尺度職能;而且,在計劃流通體制下,人民幣也不能自由地行使貨幣作為流通手段所應有的權力。鑒于貨幣必須是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的統一,故缺乏這種統一性的人民幣不是貨幣,而是直接代表一定量社會勞動的勞動券。

      另一種意見則從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商品交換關系,以及經濟計劃無法覆蓋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出發,認為人民幣仍然在衡量商品的價值,并且發揮流通手段的職能,盡管因為計劃的約束而不那么完全,所以人民幣不是勞動券而是貨幣。并且認為,如果說人民幣不是貨幣而是“勞動券”和“計劃經濟的工具”,這就是從理論上否定貨幣流通規律的作用。因為沒有貨幣,就談不上貨幣流通規律。

  畢竟人民幣是貨幣的說法比是勞動券的論斷更能被人接受,這就引出了人民幣是紙幣,還是信用貨幣的爭論。這樣的爭論產生于對這兩個概念的不同理解。當時理論界大多數人認為,紙幣是資本主義國家為彌補財政赤字,通過財政方式發行的不兌現的紙質貨幣;而信用貨幣則是通過經濟發行,即商業銀行的貸款和貼現而產生的信用憑證。有人從人民幣是社會主義國家銀行的銀行券這一點出發,認為人民幣是信用貨幣;也有人認為人民幣有時也可能非經濟發行,故而帶有紙幣的性質。爭論的結果,越來越多的人趨于同意人民幣是信用貨幣,而非紙幣。

  除了對人民幣是什么的討論外,還有對人民幣代表什么的討論。人民幣與黃金關系問題的看法可以分成“黃金派”與“非黃金派”兩派。它是我國金融界爭論時間跨度最長的問題,從建國開始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該問題的提出幾經起伏,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當代貨幣銀行理論的引進,該問題討論似乎自然地偃旗息鼓了。

  “黃金派”認為,人民幣是黃金的符號,它的價值基礎是黃金。“黃金派”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思關于“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的論斷推導,既然貨幣是價值形態演變的結果,金銀又以其貴金屬自然屬性的優勢充當貨幣的材料,這就決定了價值的凝結是金銀作為貨幣的必要條件,沒有價值的紙幣只能作為金銀的符號。金銀是因為有價值才進入流通,而紙幣則因為流通才具有價值。

  人民幣是紙幣,所以只能是黃金的符號,以黃金為其價值基礎。對于“非黃金派”從實際出發否認人民幣代表黃金的觀點,“黃金派”的回答是,為人民幣所表示的價格體系是從過去黃金表示的價格體系延續下來的,這種貨幣發展的歷史繼承性表明人民幣同黃金有內在聯系。

  “非黃金派”認為人民幣不是黃金的符號,與黃金沒有任何必然聯系。其論據最早可以追溯到1948年12月7日新華社社論《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幣》一文,此文宣布解放區的貨幣從它產生的第一天開始,“即與金銀完全脫離聯系”;并提出用作貨幣保證的不是金銀,而是“比金銀更可靠的糧食、布、棉以及其他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重要物資”,這一論點同當年12月1日的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時開始發行人民幣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確實我國從來沒有規定過人民幣的法定含金量,人民幣發行也不需要黃金保證。“非黃金派”雖然否認人民幣與黃金的聯系,但是,他們同樣也認為人民幣要代表一定的價值才能流通。對于人民幣價值基礎的認識又有幾種主張:一是“百物本位論”,此論產生較早,認為人民幣綜合地代表各種物資的價值,或者說單位人民幣代表的是各種物資的“加權平均價值”;二是“勞動券論”,認為人民幣直接代表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三是“使用價值論”,認為人民幣不代表價值,而是代表一定量的使用價值。

  “黃金派”的觀點是在建國后經濟學界普遍學習馬克思經濟學原著、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提出來的,它比較注重抽象邏輯的推理。而“非黃金派”的觀點則比較強調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側重客觀存在的實際。盡管如此,兩者都以貨幣必須有內在價值為討論的前提。

  1981年前后,學術界再次提出人民幣與黃金的關系問題,討論中仍舊有“黃金派”與“非黃金派”之爭。不過,與“文革”前不同,這次討論雖仍然拘泥于原有論題的意義,但有不少人對這一討論的理論基礎本身進行了反思,認為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關于“貨幣天然是金銀”這句話作為經典依據有些過時,從而提出了一個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問題。討論本身并沒有形成統一意見。

  1985年以后,當時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引進國外成功的制度和經驗,探討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市場的培育和組建上,所以對于貨幣代表什么的爭論逐步趨于沉寂。然而從更深的層次上講,因為國外成功的制度和經驗的理論基礎是貨幣數量說,我國當時的理論界又認為該理論與馬克思的貨幣本質論相矛盾,所以國外成功制度與經驗的引進之時,為避免爭論,淡化對貨幣本質論的探討亦屬必然。

  二、對貨幣交換關系的批判

  建國以后,我國曾出現過兩次可稱之為“貨幣取消論”的理論批判風潮。一次發生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另一次發生在“文革”后期。前一次明確提出取消貨幣,后一次則因為毛澤東曾肯定貨幣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其積極作用,故未提出取消貨幣的口號,而把批判矛頭指向貨幣交換關系。

  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產生廢除貨幣思潮的背景是,在1958年8月19日的全國協作區會議上,毛澤東比較集中地講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問題,認為按勞分配、工資制度、腦體力勞動者收入差別等都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殘余,要考慮逐步廢除工資制,恢復供給制。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理論界圍繞著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展開了一場討論。在這場討論中,比較醒目的是《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幾篇文章,如10月1日署名于村的文章《敢于同資產階級法權觀念決裂》,10月13日張春橋的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0月16日署名史經的思想評論《不要鈔票掛帥》等。這些文章都將貨幣的職能看作“資產階級法權”,認為它是產生新資產階級的基礎,鼓吹廢除商品貨幣關系,可是又都未曾提出取消貨幣的具體方案。這股思潮到1958年11月宣告結束,其標志是當月2—10日,中央召開鄭州會議,毛澤東批駁了黨內有些人,以陳伯達為代表,提出廢除商品、貨幣的主張。此后,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重新肯定貨幣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面論述貨幣問題的文章由此逐漸增加。

  1975年,《紅旗》雜志第六期刊登了署名夏力之的文章《貨幣交換和現實的階級斗爭》。文章在大量引用領袖語錄的基礎上,認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貨幣交換,仍然是舊社會的痕跡,貨幣交換的存在,是滋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土壤,結論是要限制貨幣交換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這篇文章引起各種報刊紛紛就貨幣交換問題開展討論,出版社還將夏力之的文章與其他四篇論文匯集成書,于1975年7月出版了同名小冊子《貨幣交換和現實的階級斗爭》。以后各地陸續推出的類似文章或書籍,幾乎均為夏力之文章的翻版。這些著述無非是要從理論上提醒人們,“無色無味”的貨幣最容易成為腐蝕干部群眾的“糖衣炮彈”,成為滋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因為在當時社會的政治氣氛中,不可能有反駁這種批判的觀點出現,以至這場批判呈現著單方面的壓倒性的攻勢。這與前一次圍繞著“貨幣取消論”的論爭所展現的對立雙方相互辯詰,并以反對此論者的勝利而告終相比較,有很大的不同。正因為這是場思想批判,而不是學術爭論,所以隨著“文革”的結束,這場針對貨幣交換的批判也就自然消失了。

  三、對貨幣流通規律的表述


  1957年以后,隨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引進,我國對貨幣流通規律的研究逐漸增多,這些討論的依據大都是蘇聯教科書的說法,即貨幣流通規律是“商品流通所需的貨幣量應等于全部商品價格總額除以同一貨幣單位的平均周轉數”。這里的“全部商品價格總額”“必須減去賒售商品的價格總額和相互抵消的總額,再加上到期的支付總額”。我國經濟學界因此普遍認為,貨幣流通規律就是指貨幣必要量規律。由此推論,在紙幣流通條件下,還存在著紙幣流通規律,即紙幣的發行量應該與黃金(白銀)的流通量相適應。盡管學術界對貨幣流通規律的表述并無異議,然而涉及有關貨幣必要量的具體計算時,則由于對馬克思貨幣必要量公式存在不同的理解,故歧見甚多。

  在“文革”以前的研究中,大多數人認為紙幣流通規律實質上就是貨幣流通規律,但是紙幣流通量必須符合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幣量,即符合貨幣必要量規律。到了1979—1984年間的討論,多數人認為此兩者之間存在著區別,而不能劃等號。因為貨幣流通規律的含義是商品價格總額決定貨幣流通量,因為商品和貨幣都有價值,兩者對比既決定商品的價格,又決定實現商品流通所需的貨幣量,加上金屬貨幣以其內在的價值自發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所以商品價格總額可以保持不變;而紙幣流通的條件下,紙幣沒有內在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的不是商品價值與貨幣價值的對比,而是進入流通的紙幣的多少。這就決定了紙幣流通規律不是商品的價格總額決定紙幣的需要量,而是紙幣的流通量決定商品價格總額。

  四、對貨幣流通必要量的計算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對貨幣必要量計算的爭論一直持續到80年代,其內容不僅包括圍繞著貨幣必要量公式中分子、分母項的確定,還涉及貨幣流通范圍的確定。

  20世紀50—60年代,有人認為貨幣必要量公式的分子項不應包括非商品性支付,因為一切非商品性支付所占用的貨幣,仍然要用來購買商品,所以這部分貨幣最終仍為商品價格總額決定。另有人認為分子項應包括非商品性支付,理由是總有一部分貨幣會停留在非商品性支付渠道中,所以要將這部分貨幣量計算在貨幣必要量中。關于商品流轉額中是否應包括生產資料在內,其爭論也與貨幣流通范圍的爭論相對應(也就是我們在后面將要討論到的,包括生產資料,則要將貨幣流通范圍擴展至非現金;否則就僅局限于現金)。對于分母項,即貨幣流通速度的計算,分歧較大。代表性的意見包括以下幾種:用現金歸行速度代替貨幣流通速度;用典型調查計算社會各階層的貨幣周轉次數,再加權平均推算全國貨幣流通速度;從歷史數據倒推貨幣流通速度等。但是,這些計算方法雖然在實踐中具有可操作性,但幾乎都很難在理論上說得過去,因為這些計算方法都沒有解決貨幣的流通范圍問題,所以很難確定最后計算結果的含義。

  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多人認為不能僅僅從數學上去理解貨幣必要量公式,該公式只是表明商品與貨幣的對應關系,所以貨幣必要量的估測是不精確的。由這種認識產生了貨幣必要量公式的簡化形式,即所謂1∶8的經驗公式。1∶8經驗公式是我國銀行工作者于1964年前后提出的(比較明確的出處是段云1965年3月在研究財政金融長期規劃的發言中說:“歷年經驗,貨幣流通是同商品零售額大體保持1∶8略多一些的比例是適宜的。”)。這一經驗公式的產生,是在實踐中通過對歷年現金發行量與社會商品零售額的比例進行分析,以正常年份為標準,推斷出現金量與社會商品零售額之比應該是1∶8左右。盡管當時理論界對此也有一些不同意見,但是1∶8經驗公式在當時的應用還是成功的。

  因為正常年份就是物價穩定的年份,那時的商品與現金之比是1∶8;那么倒過來只要實現了1∶8,物價就能大體保持穩定。畢竟這個比例有過于簡單之嫌,它沒有涵蓋影響貨幣需求的各種制度因素,所以它雖然在計劃金融體制中運行有效,卻不能適應金融體制改革深化后的形勢。

  在1979—1989年間,理論界提出有關貨幣必要量的計算方案達52種之多。

  這些方案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根據馬克思的公式進行具體操作,著重研究公式中分子、分母的內容及計算依據;第二類是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及物價等指標,測算貨幣需求的變動情況;第三類是根據分解了的微觀貨幣需求量,加總計算貨幣必要量。

  貨幣必要量研究實際上是以貨幣量滿足商品交換的需要為出發點和目的,這種研究因為只考慮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而忽略了貨幣的其他職能,由此計算出來的貨幣必要量,只是實現商品流通所需的貨幣量,卻沒有包括作為支付手段和儲藏手段所需的貨幣量,因此不是貨幣必要量的全部。針對這樣的理論局限,也因為當時貨幣供給大量增加,1∶8的比例明顯突破,物價卻沒有相應上升的實際,1984年左右理論界提出了貨幣容納量概念,重點研究那些不至于引起社會貨幣流通失常的貨幣數量界限。進而有人提出,這種容納量并非一個確定值,而是一個數值范圍,即貨幣容納量有一定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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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海鷗

出版:復旦大學出版社

年代: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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